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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倒是在座不少专业搞历史的或若有所思，或暗自点头。

    同學们一看有大争议，精神齐齐一紧。

    媒体记者则是极为兴奋激动，噼噼啪啪。咔嚓咔嚓，键盘声与快门声齐飞，生怕错过任何一点细节。

    邓铮不理农黎他们，自顾自道：

    “尽管司马迁‘有良史之材’，所著史记‘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’，但司马迁照样有自己独立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。选择‘不轨于正义’并为当朝所诛死的游侠作传，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代主潮意识型态的价值取向？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：

    迁遭李陵之祸，平昔交游，缄默自保，其视不爱其躯，赴士之阨困者何如！其言曰：诚使乡曲之侠，与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盖有激也，此与货殖传同意。

    此前的秦观、晁公武，此后李慈铭、蒋智由，都有类似的说法，都强调遭李陵之难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的潜在影响。

    当然，也有相当不同意者，譬如班固的司马迁传赞>就认为史记确是实录。”

    容茂实听得心里直卧槽，特么怎么好话赖话正话反话全让你给说完了？你到底想要怎样我们还要找茬啊！

    而台上，邓铮顿了顿，又道：

    “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，‘实录’并非有闻必录，‘有激而作’也不是洩私愤。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包含史实与评价两大部份，只不过评价往往隐含在事件的叙述中因而不易觉察而已。头再看何以从后汉书起，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，就很好理解了。班固虽袭史记体例作游侠传，可在司马迁传赞>中已批评其‘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’；后世文人也有讲得更不客气的，如史记辨惑中就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‘几于无谓矣’，既非‘以善恶示劝诫’，也非‘以技能备见闻’。可见史家之以为无可述，不等于就不存在，东汉以后游侠未必就真的魂消魄散，只不过不再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而已。”(未完待续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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